【清华生命学院】清华大学生物系的复系之路——蒲慕明院士专访

发布时间:2024-03-27

   清华大学生物系成立于1926年,是我国近代最早开展生物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基地之一。然而,生物系的发展几经波折,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磨难、西南联大的重组以及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被并至其他院校。

   “熬过了十年浩劫的严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经历了三十二年漫长的沉寂与空白,‘生命科学’这株幼小但却充满活力的花蕾,终于在1984 年的春夏之交,在人文荟萃、百花争妍的清华园重新出现并含苞欲放。”

   为了纪念清华生物系恢复重建40周年,我们组织在校学生先后采访了当年参与重建工作的十几位老教师、早期入学的校友、见证生物系发展历程的多位资深教授以及在不同行业开拓发展的多位年轻校友。

    “四十奕奕,生生不息”,即日起,我们将陆续推出#复系40周年人物访谈,回顾前辈创业的艰辛岁月,感悟清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品格以及清华生物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开放包容,求实创新”的精神,致敬开荒拓土的热血芳华!

本期带您走近 清华大学生物与科学技术系首任系主任 蒲慕明院士

一、起源


    1978年底,中国向美国派出了第一批访问学者,清华工程物理系的赵南明老师是首批赴美访问学者之一。到美国后,他先在加州大伯克利分校沈元壤教授实验室进修物理。后来,他开始对生物物理产生兴趣,沈教授建议他到我在加州大学艾文分校的生物物理实验室学习一段时间。赵老师在我的实验室里工作了一年多,对生物膜内蛋白分子在胞外电场中的运动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理论分析,并在美国的《生物物理学报》发表了一篇论文。工作之余,我们谈到了未来在清华大学的生物学研究。他说:“原清华生物系的老师们在52年院校调整时都调到了北大,现在,清华大学有意要复建理学院,有可能会再次恢复生物系。”关于这件事情,我们谈了一两年的时间。赵老师回到清华以后就一直在推动这件事情。

    我于1948年在南京出生,49年随父母去了台湾,在中国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去了美国,一直到1981年底才第一次回国。那次是应北京医学院的邀请,在北医开了的一个月的膜生物学和电生理讲习班,学员是来自国内十几个医学院的基础医学生物学教师。1983年7月,我在清华大学又开了一个月的生物物理学讲习班。这个班有200多人,学员来自全国各院校,在清华主楼的大讲堂上课。记得那时天气很热,没有空调,只有讲台上一个旋转的电扇,但学员都很认真地听课记笔记。每天上午三个小时讲课,下午我还做一些系列性学术报告。很多清华化工系和工程物理系的学生和老师们都参加了这个讲习班,大家对生物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清华校领导,高景德校长和刘达名誉校长,都非常支持清华恢复理学院,并同时恢复生物系,在1984年5月学校通过了恢复建立生物系的决议。我正好那一年的暑假在南开大学开设一个电生理workshop。同年9月,我接受了清华校领导聘任兼任生物系的系主任。考虑到清华强大的理工科基础,我建议生物系命名为“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希望未来的清华生物系能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不但在命名上突出了清华理工科基础,我们对学生的数理基础要求也将于其他理工科系一样。

▲1984年9月蒲慕明教授在清华大学生物系恢复重建大会上讲话


二、筚路蓝缕

    生物系的起步工作十分艰难。生物系教师主要来自于化工系和工程物理系,他们对化学、物理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但是生物学的知识较缺乏。所以,赵老师和我走访了北京大学,与顾孝成老师与翟中和老师商量,请他们提供支援。北京大学派出了一些老师来为我们学生授课。我们也开始招聘了几位全职年轻教师来讲授普通生物学的课程。我们也走访了国内各个大学和科学院跟生物学相关的研究所,他们对清华恢复生物系,都非常支持。我们也努力解决生物系的场地问题。复系初期,生物系是在36所的几间平房里,空间很小。生物系第一批本科生是1985年9月入学的,起初,入学时就在36所上课,后来我们向学校要求,将校医院占用的原生物系馆归还给生物系,开始有了生物学实验室的空间。


    复系伊始,我们将工作重心放在基础的教学工作。由于改革开放之初,无论是实验条件还是经费都比较紧张,因此我们将学校下拨的经费主要投入到教学。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开展生物学研究工作。当时我们商量,作为生物系,总得有一台电子显微镜观察生物样本。但那时全校只有工科院系那边有一台用于工程学研究的电子显微镜,很不方便,但我们也没有经费去购买新的电子显微镜,我们只能去使用这台不合适的显微镜,或者去北大等其他单位使用。当时由于本科生开始入学,我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学生培养和课程准备上。后来,包括郑昌学老师在内的多位北大老师,全职来到了清华大学生物系。郑老师讲课特别有激情,他负责的生物化学课程教得特别生动。除了本系的学生,还有很多其他院系的清华同学来选生物系的课,也都了有一致好评。

▲ 我与郑昌学老师(左)


    生物系开设的各种课程,包括野外实习在内,都有很多年轻教师参与。当时我们资金非常匮乏,有时候连工资的补贴(奖金)都发不出来。但老师们的兴致仍然很高,倾注了全部心血投身到生物系的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们生物系的学生是全国最好的,报考清华生物系的分数是全校最高的。很多保送生和高考状元,都来到了清华生物系。学生的素质高,对老师的要求也高,这对教师们来说是一个鞭策,必须尽心尽力将课程和教学做到最好。清华生物系的课程内容大致是根据美国大学生物系的课程设计的。我们希望学生不仅仅是上课、被动地接受知识,还需要进行学习讨论,更多地要参与教学过程中来。我自己也开了一个论文选读课程。当时只有十几个学生选这门课,我们在36所的小图书馆里讨论文章内容,效果很好。我们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学生少、老师多,每个学生都能够得到很好地照顾。

▲ 与学生座谈讨论


    清华的老师们那时在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领域的研究工作较有基础,早期的研究生的课题都是属于这两个方向。研究生都是清华本科毕业生,水平都很高。80年代中正是分子克隆和重组DNA技术刚出现的时候,我当时希望清华能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但未能实现。神经生物学研究是我的专长,谢佐平老师在几年后到美国进修回来后才开始建立这方面的科研工作。建系初期的科研工作,膜生物物理领域是主要的重点,清华生物系与北大生物系和中科院动物所共同成立膜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第一批成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隋森芳老师也在复系的过程中成长,他后来去德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清华,担任了一届生物系系主任。公衍道和孙之荣是生物系早期最年轻的几位教师之一,他们作为年轻教师,在生物系的恢复与发展过程中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做出重要贡献。作为系主任,我也尽自己的力量建设新生的清华生物系。当时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美国工作,每次回国时我都带回一些生命科学的专业书籍,建立了生物系最早的图书室。我觉得除了教科书之外,同学们应该去探索更多的资料,拓展视野,培养能力。我也收集一批美国高校生物系的教学录像影片,辅助我们生物系的教学。我们希望学生在英语能力上与国际接轨,必须能够用英语进行科学交流。我带回这些教学影片的另一个目的,是让同学通过观看影片学科学英语。当时国内还没有电视教学材料,这些影片应该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赠图书室的书籍



三、回顾与展望

    我当年担任生物系系主任时只有三十多岁,我自己也是与清华生物系共同成长,也不断地关注国内科研情况和发展需求。在80年代,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受到“文革”冲击的教学体制和科研工作,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国科学院,在“文革”期间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和阻碍,与国际科研水平出现了断层。教学秩序容易恢复,但在科研方面,由于我们的科研经费匮乏,一直都处于低谷。80年代中期,我国向世界银行贷款了10亿美元,分给全国十几个重点大学用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当时我们精打细算,唯恐没能买到最好的仪器,造成资源浪费。但是科研工作,需要的不是只有仪器,更需要有科研项目和科研资金,去使用这些仪器设备,所以科研发展十分有限。直到9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对于科研和基础研究的经费开始不断增加,情况才有所改善。1997年3月科技部开始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简称“973”计划),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科研经费,我国的生物基础科研的水平也逐渐跟上了国际。从90年代末期开始的二十年间,国家投入的科研经费几乎每五年就翻一倍,我们的科研产出也是每5年增加一倍。清华的生命科学研究也在同步成长。基于生物系的基础,2009年成立了生命科学学院,后来还成立了医学院和药学院。生命科学领域的体量越来越大,也做出了一些杰出的科研成果。但是这还不够, 清华的生命科学研究目前还缺少能引领前沿发展的原创性科研工作,还没有新的研究领域在清华诞生,这就是我们与Harvard、MIT、Stanford等大学之间存在的差距。中国要成为一个科技强国,清华应该在世界前十名的大学中占一席之位。关键是我们就是否能拥有一批引领国际科学前沿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几年前校庆的时候我还说过,我希望清华生物系的老师和研究生的科研工作都是“探险家”的工作,能在前沿领域开创新天地。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培育下一代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科学家。我们在清华应该重视培育出一批”探险家”,能开创新领域,他们就是未来的领军科学家,不但是中国的领军科学家,也是世界的领军科学家。


▲ 2021年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建系95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


    在我担任清华生物系主任期间,我们的想法很简单,目标也很清楚,就是恢复生物系,赶上国内其他院校生物系教学和科研水平。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要跑到世界最前沿,引领世界科技领域的发展。生命科学不仅是基础科学的前沿,更是社会需求的前沿。人民的生命健康,生命科学的发展是基础。但是,我国的生命科学之路不一定要走欧美同行的路。欧美的生命科学进展迅速,基础的成果无数,但在解决传染病、慢性病、脑疾病、药物成瘾、环境污染等紧迫问题上为什么进展缓慢?因此我们在紧跟国际前沿、开拓新领域的过程中,要特别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去解决社会需求的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应该是有目标的基础科学研究。在生命科学前沿领域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之中,我们应特别专注对人民生命健康可能有直接贡献的前沿问题。

▲1994年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10周年大会上讲话


    我在生物系复系10周年、20周年、30周年的时候都写过贺词或讲过话。今年复系40周年,我也计划返校参加庆祝活动。到生物系复系50周年的时候,我希望还能够再度参加庆祝。希望到那时,清华生物系已涌现出几个国际公认的大师。我们的导师、我们的研究生,都应该投入到原创性的科研工作中,成为国际生命科学界公认的大师。我希望清华生物系(生命学院)能够为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作出突出的贡献。在未来十年,清华生命学院不仅是国内最好的,也应该成为国际上的顶尖的生命学院之一。


来源 王超男 信树辰 2023年2月27日

https://mp.weixin.qq.com/s/q2Nbq5DtdoJ6zqsojkc-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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